2015年10月29日下午3时至5时，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雷家骥教授在主楼B604作了题为《儒家的“历史文献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宁欣教授主持，我院赵贞老师、陈涛老师及院内外学生数十人到场聆听。

雷家骥教授是台湾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在政治制度史、史学史、民族关系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历任东吴大学教授兼系主任、文化大学教授、淡江大学兼任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兼任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永久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访问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唐史学会理事，是台湾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在此次讲座中，雷家骥教授先后从问题缘起，论题对儒家、历史及文献主义的界定，先秦儒家对历史文献的态度与主张，两汉史家对历史文献主义的实践等五方面对儒家的“历史文献主义”及相关问题展开介绍。

雷家骥教授首先指出此次讲座的选题目的在于对杜维运先生讨论过的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看法，即认为中国有史料而无史学且中国人太相信正史这一问题再加以探讨。他对论题中“儒家”的界定为孔子以降之先秦儒，“历史”是指人类过去的生活及文化，“文献主义”特重正式的、可据以求真的文籍载述。在此前提下，雷家骥教授对先秦儒家对历史文献的态度与主张进行了梳理、对比与分析，并重点探讨了历史文献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及两汉史家特别是司马迁与班固对历史文献主义的实践。他认为在两汉史家中，以司马迁对此认识最清晰，实践为最佳，虽折中于六艺（文），未盲从权威文献，也未废他人之言（献）；将班固的著史特色可概括为狭义历史文献主义。最后，雷家骥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总结，指出儒家的历史文献主义主张历史的真相与真理须求证于文献始能有得，而文献兼指载籍（有形文献）与人言（无形文献）。自孔子至司马迁虽提倡及发扬儒家的历史文献主义，但为班氏父子扭转而因此中绝或不彰。唐宋以降虽发展出历史考据学，但考据仍多限于“文”，至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始有所突破。

最后，同学们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雷家骥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宁欣教授作总结发言，讲座圆满结束。

（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文：刘晓月；图：赵贞、刘晓月）